南開大學法學院 何紅鋒

　　評標委員會目前存在的問題

一是權利范圍太大。

　　評標委員會是負責評標工作的專門機構，其權利本應限于評標。但在現實中，評標委員會經常超越其本身的職責。如評標委員會應當審查投標文件是否符合招標文件要求，但審查的范圍往往擴大，包括審查供應商的資質，而這應當屬于資格預審解決的問題；而涉及對評標標準和方法有不同理解時，往往評標委員會自行解決，而這應當是編制招標文件時解決的問題。

二是權利的內容太大。

　　目前評標委員會擁有的權利往往超越評標專家的專業范圍。專家之所以是專家，是因為其只懂得自己專業的知識。但是，評標因素不僅僅是專業技術問題，還有經濟、法律等方面的問題。即使評標專家中同時具有經濟、法律方面的專家，但所有的專家均要對技術、經濟、法律等所有因素進行評判。另外，由于現代社會專業分工的細化，往往存在某行業的專家對該行業中的某些具體產品、服務或者技術內容不夠專業的情況。

三是專家自由裁量權太大。

　　專家自由裁量權是指在嚴格遵照法律法規和采購文件規定進行評標的基礎上，專家依據個人專業水平對所評內容作出自由判斷和評審的權利。目前，在評標中專家的自由裁量權普遍過大。在某次公開招標采購中，由于在評標標準與分值的設定上，占總分值高達75%的分值都需要評標專家根據主觀經驗與認識來進行評判，結果出現對于同一投標人評標專家給出的分數懸殊，不同評委對同一投標人評出截然相反的結論，評標專家有的分值普遍偏高、有的普遍偏低等情況。在有些可以按照客觀標準評判的領域也完全由專家主觀決定，如某省警用套的采購，主要的評標因素是質量，而質量分值完全由評標專家主觀確定；如某市采購IT產品，將市場占有率列為一項評標因素（我們不討論將市場占有率列為評標因素是否合理的問題），有專家給一個公認的市場占有率極高的產品打了一個低分，給一個公認的市場占有率極低的產品打了一個高分。

四是評標專家容易被誤導。

　　由于評標專家有時候存在技術水平方面的問題，有時存在評標因素判斷上的缺陷，并且評標專家閱讀招標文件和投標文件的時間有限，評標專家容易被誤導。這種誤導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采購人代表，由于采購人往往對要采購的產品或者服務有較多了解和考慮，對投標人有所了解，如果采購人在采購時已經有了傾向性，則采購人代表的介紹就會誤導評標專家；另一方面則來自評標委員會內部，由于一次評標中的評標專家往往來自同一領域，專家之間比較熟悉，且專家之間有水平高低或者權威與否的區別，如果某專家（特別是權威專家）已經有了傾向性的看法，在討論時的發言往往會誤導其他專家，這種誤導既可能是技術本身的因素，也可能是人情方面的。

五是評標專家總體看責任承擔太少。

　　評標委員會是由招標采購單位組建的一個臨時工作小組，既不是自然人，也不是法人。因而，評標委員會不具有民事權利能力和民事行為能力，也不能承擔民事責任、刑事責任。因此，具體的法律責任應由評標專家承擔。但目前政府采購的現實中，評標專家很少承擔責任。

　　解決評標委員會問題的辦法

　　評標委員會目前存在諸多問題。在《政府采購法》的框架下，可以采取以下措施加以解決：

首先，應當嚴格限制專家的自由裁量權。

　　第一，盡可能將評標標準定量化。如警用套采購招標，公安部發布過警用套的標準，采購時對于質量標準應當細化，盡可能采用客觀、量化的標準，如性能標準，完全可以采用公安部的標準。這部分內容不需要專家主觀評判，在招標文件中直接提出要求，要求供應商投標時提供達到標準要求的檢測依據即可，驗收時由采購人組織檢測。將不能客觀定量的因素減少到最低程度。而警用套外觀是否美觀可以作為質量標準的一部分，這部分內容只能由專家主觀評判。這樣操作并不增加工作量，因為即使完全由專家根據套樣品作出主觀評判的質量得分，采購人在驗收時仍然要進行檢測。第二，應當嚴格遵守和執行招標文件規定的評標標準和方法進行評標。目前的評標中，專家經常會突破招標文件的規定進行評標。我曾經作為評標專家參加了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出差和會議定點飯店招標的評標，評標時有專家提出應當對投標供應商的飯店進行現場考察（招標文件并無現場考察的規定），不能按照片評判飯店好壞，這一提議得到多位專家的贊成，并認為這才是對評標負責。我馬上提出異議：先不說現場考察的工作量，如果我們看了幾個房間發現質量不好，是否就可以否定飯店質量呢？我們根本沒有依據，反之亦然，我們無法因為看了幾間房間質量好，就得出飯店好的結論。再好的飯店往往也會有不好的房間。雖然最后沒有去現場考察，但評標專家棄招標文件規定的評標方法于不顧，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其次，應當實施評標專家聲明制度。

　　可以考慮建立兩項制度：第一，專家應當聲明是否熟悉評標項目專業。這是為了解決評標專家不熟悉評標項目專業的問題，這項聲明可以在通知評標專家參加評標時，告知其采購的產品或者服務，要求其聲明是否熟悉該專業。有些情況的評標，評標專家不熟悉相關專業知識，但人已經到了評標現場，感覺再說不熟悉，不但自己白來一趟，還害得評標沒有辦法進行，只能勉為其難。第二，專家應該在開標后聲明是否與投標供應商存在利害關系。在目前的專家庫管理中，還無法做到直接在抽取專家時即避免與投標供應商有利害關系的專家參加評標。雖然這么做，評標專家需要回避時會導致需要重新組織評標委員會，但即使出現這樣的情況，也比評標結束后接到質疑或者投訴，再重新組織評標甚至重新招標要好得多。

再次，推廣電子化評標。

　　電子化評標的其他好處在這里不討論。我想說的是，電子化評標對解決評標委員會評標時容易被誤導的問題的作用。從理論上講，評標專家在評標時都應當根據自己的專業知識作出獨立評判，但目前的合議制評標無法解決評標的誤導問題。而電子化評標能夠在物理上對評標專家進行隔離，從而有效解決合議時的誤導問題。

關于評標專家法律責任承擔問題

　　評標專家法律責任的承擔，是另外一個需要討論的問題。

　　首先，我不贊成對專家的評標偏差追究責任。如果評標時能嚴格將客觀化的因素排除在專家主觀打分之外，剩下的就是需要專家主觀評判的因素。這些因素的評價中自然有專家的主觀因素在里面，應當由專家不受約束地自由評判。如，國家大劇院的設計方案招標，國內頂級專家對設計方案的評判相差極大、甚至兩級。應當在評標時允許專家自由地通過打分表達自己的看法，不能認為最后的總評分是高的，就對偏差大的（如打低分的專家）進行處罰。當然，不對專家的評標偏差追究責任是建立在客觀因素排除在評標因素外的基礎上的。

　　其次，雖然評標委員會不具有民事權利能力和民事行為能力，也不能承擔民事責任、刑事責任，但《政府采購法》對評標專家的行政責任、刑事責任都作出了嚴格的規定。目前，在政府采購實踐中，很少有評標專家被追究法律責任，其原因在于缺乏證據。我特別想說的是，有些專家的行為已經構成犯罪，有時候也有供應商投訴或者舉報的，知道這一情況的政府采購監督管理部門和集中采購機構，有義務、有責任將情況反映給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具有偵查權，很容易獲取相關證據。追究構成犯罪的評標專家的刑事責任，將大大提高評標專家的守法意識，也有利于保護更多的評標專家。